看着中国医生用冰凉的指尖在自己的手腕上轻轻按压，苏加诺感到疑惑不解。他向身旁的私人保健医生胡永良询问：“这样真的有用吗？”胡永良低声回应：“您放心，岳医生是中国顶尖中医专家，绝对可靠。”听了这话，苏加诺心中稍感安心，任由岳美中为他把脉。岳美中把脉后，打开医疗箱，缓缓取出里面的医疗器械。苏加诺对此颇感兴趣，热切地示意胡永良为他介绍这些中医工具。可是当岳美中从箱中拿出一个器具时，苏加诺的瞳孔骤缩，旁边的印尼军官也警觉地将手放在了腰间。

1961年底，关于印尼总统苏加诺健康恶化的绝密消息在印尼高层渐渐传播开来，虽外界对此毫不知情，但在政权中心内部已暗流涌动，甚至一些人开始谋划在苏加诺身后进行的操控。尽管他洞悉周围人心思，但无奈于自己的病痛，苏加诺的确是身世乍寒。长期以来，他患有肾病，这一病根源于其年轻时的遭遇，他两次被荷兰殖民统治者逮捕和流放，恶劣环境使身体受到极大损害。自1960年起，苏加诺的肾病恶化，已影响到其正常工作，印尼的医疗条件有限，因此他不得不寻求国外专家的帮助。然而，由于印尼自建国以来采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，加之苏加诺本身的反帝反殖民立场，使他不知该如何寻求医疗援助。

在冷战时期，美国等西方对印尼的中立政策不满，认为这与共产生了联系，国务卿杜勒斯甚至称中立主义为“目光短浅的概念”。苏加诺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，他曾表示：“只要不完全与美国的立场一致，就会被误认为支持苏联。”特别是在万隆会议上，他邀请新中国参加，使得其与美方的关系更加紧张，甚至遭到美国的暗杀和政变威胁。这些因素导致他难以前往美欧国家就医，也不可能去苏联。经过多方协调，苏加诺最终从奥地利请来两名专家。专家的检查结果让他失望，因为需要进行肾脏切除手术，否则将危及生命。然而，对于必须接受如此高风险的手术，他坚决拒绝，默默忍受病痛的折磨。

苏加诺的私人医生胡永良看到他日渐瘦弱，心急如焚。他想到华人通常找中医开方抓药，于是建议尝试中医。苏加诺对中医虽持怀疑态度，但在绝望中决定一试。1961年底，胡永良身负重任，前往北京求医。到达后，周恩来总理立即接见了他，详细了解情况后，胡永良恳求中方支援，表示总统希望得到治疗。

周恩来表示中方愿意提供支持，但考虑到印尼政局的不稳定，提出了三个方案：一是苏加诺亲自来中国；二是派遣医疗小组到印尼；三是先在中国接受治疗后再返回印尼。周总理倾向第二个方案，因任何变故可能使中国陷入困境。苏加诺同样担心，最终接受了第二种方案。1962年1月，中方医疗队伍顺利组建并出发，乘坐专机抵达雅加达。出发前，周总理亲自叮嘱医疗组：“这不是单纯的医疗任务，更是政治使命，要注意中西医结合。”